朱家健：反對派議員濫用公務探訪 阻礙有需要探監者應被追究

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、議員助理和區議員被報章揭發濫用特權，經常到懲教署轄下的懲教所、監獄和收押所進行「公務探訪」，但次數太多和太頻繁，被人印象是濫用了懲教署的探監機制，浪費了懲教署的人手資源，而議員每次探監，均需要佔用懲教署的探監特定房間，令真正有需要進行律師和社工「公務探訪」或家屬探訪的人士，需要等待更長的時間，資源錯配，如果議員或助理涉及不符合公務探訪的行為，須被追究公職人員失當罪。

「被探訪」的囚友或候判人士，在「公務探訪」期間，不但可以「歎冷氣」，更變相免卻當天被探訪時段懲教署為囚友安排的工作；雖然在進行公務探監前，探訪者需要先行寄存手機，但議員助理和囚友在同一個特定房間，不排除議員助理或向囚友供應其他娛樂，例如預先暗藏在衣物的雜誌，有違囚犯被囚被限制自由和懺悔的原意。議員或助理如果每星期進行多次「公務探訪」，是不務正業，更未有時間服務有真正需要的居民。

筆者記得多年前工作關係，需要向犯了刑事罪行、被監禁在懲教署院所的客戶錄取指示、給予意見等，通常需要一星期前先行致電預約，告知懲教署職員有關探監的意願和安排；探監當天，更是要預早排隊等候，因每個監獄或收押所的探監特定房間數目有限，僧多粥少，而每節探監時間為三十分鐘，如因探訪人數較多，通常需要等待一小時甚至更久。可想而知，如果議員和議員助理濫用「公務探訪」，真正有公務需要的警務人員、事務律師、大律師和社工需要等候更長時間，才能可以進行真正的「公務探訪」。因為法律程序是有規定的，囚犯有權利去取得法律意見，包括法援署安排轉介的法律服務，而律師是有責任在審訊日期前安排探監，向囚友取得認罪或不認罪的指示，也要提前告知囚友的基本法律權利、勝算、是否自辯或求情、潛在刑期，給予囚友足夠時間去考慮法律意見而作出決定。

在疫情下，懲教署的探監安排也要遵照防疫指引，以減少監督或收押所集體爆發疫症的風險，懲教署職員也將在每節探訪後為探監特定房間安排徹底消毒，一些沒有必要的「公務探監」，其實是在增加懲教署人手的負荷，令他們的工作百上加斤，同時，也增加把疫情帶進監倉的機會。

立法會議員、議員助理和區議員，不論政治立場，同樣需要回饋社會，服務市民，不宜做出與其身份不符，濫用機制和公帑的行為。監獄和收押所不是自入自出的樂園，更不能淪為政客表演的舞台，懲教署署長有權運用酌情權，拒絕個別公務探訪，公務探訪要一視同仁，立法會議員也不應該享有特權，如果個別立法會議員有濫權的情況，同樣應被譴責和追究。

作者為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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